张树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今年初，我们社出版了阿正先生编著的《世纪对话》一书。这本书上市三个月卖出了将近8000册，这说明这本书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影响很大，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这本书以新颖的对话形式传达了对我们社会很有责任感的一批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新千年到来之际，对关乎中国命运的一些文化问题的思考。我看了以后，觉得它在诸多方面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这些内容在阿正先生精心的设计安排之下，形成了一道很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今天开这个座谈会，就是希望引起更多的人对书中提出的文化问题进行思考讨论，同时跟大家一起探讨如何使严肃的学术问题、文化问题更贴近读者，更受读者的欢迎。希望各位发表高见，畅所欲言。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 实话实说 总策划）：
这本书的创意和努力是很值得重视的。第一它采用的是对话体。这种谈话录的方式自古就有，像《歌德谈话录》。谈话录的方式是比较好的，能够比较生活化，深入浅出地表达一些东西，能够吸引读者。《世纪对话》通过跟许多专家的交谈，展开知识分子对20世纪一系列文化问题的看法，这跟过去任何一个人的谈话录都不一样，这种文体本身比较贴近读者的口味。
另外，这本书的范围超越了狭义的学术和文化概念，实际是在通常我们说的大众文化、社会文化中展开，把大众文化、艺术文化、广告、建筑这样的概念全部包含进来。在这么大的世界当中，探讨文化问题确实也很有价值。过去我们谈话的视野仅局限在狭义的学术、传统文化，这样就忽略了很多迅速发展变化的广大领域。
这本书和这类书的出版，也表示了出版的一个方向。我们都知道，纯学术著作和通俗作品之间有一个非常广泛的中间地带，而我们过去在这个中间地带还缺少建树，总是偏于两头。国外这种中间地带的出版物非常丰富，各种准学术化的文体非常多。
从很多学者参与阿正组织的这次大型对话，也反映社会变化的一种迹象。从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大众传播迅速发达，带来了一种整体性的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通过参与文化市场的建构，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知识分子本身的角色和功能也是分类的，在任何时代，包括现代社会都有一批所谓书斋里的学者，他们致于学术的积累、发展、创造，做的是基础性的学术工作，这种工作是永远有价值的。他们的努力是值得尊重的，做学问永远需要寂寞的东西。
随着社会的转变，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很快兴起。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介入，恐怕对社会发展并不是很好的事。在国外，书斋之外也发展出了一类知识分子，比如在日本，有一类学者专门跟大众媒体保持密切的接触，基本上以评论家的身份出现，成了一种很专门的职业，一般人把他们从学者当中划出去了，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参与大众媒体本身是一个过程。我自己觉得，现在知识分子比较感兴趣的媒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传统媒体出版社，一个是最现代的媒体，就是网站。我觉得知识分子对这两个媒体基本没有抵触，抵触比较多的主要是电视，这个原因也比较复杂，很大的原因在于我们电视媒体基本很难容纳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能够表达知识分子的意愿。国外的电视媒体就有一类是专门为知识分子服务的，思想含量、文化含量很高。中国一些电视文化的导向基本是商业化的，知识分子参与后，很多人感到很痛苦，最后退缩了。但很多事情还在发展之中，尤其是网络的出现，很大程度改变了知识分子传统的生存状态。知识分子和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体的结合正在出现很多新的变化，而且是令人鼓舞的。
王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宣传策划室主任、本书文本策划）：
《世纪对话》出版前后，对话体的图书在市场上成为一个热点，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是以出版学术图书为主的，但学术图书在图书市场上的份额还很有限，所以，我们一直想探索一条学术图书走向大众的通道。出版《世纪对话》就含有这个初衷，因为学者对话与学者写专著有一点区别，在于他的表达要通俗，他的学术观点是通过更大众化的语言来表达。我们觉得这样大众更容易接受。出《世纪对话》，主要为了在学术文本的转化方面做一点工作。
阿正的《世纪对话》涉及22个问题，应该说既是学术的又是大众的。话题面这么宽，参与的学者这么多，策划、组织、整理的工作是十分浩繁的。阿正费了很大的精力，这确实不容易，现在能够像他这样费这么大的劲去做事的，已不多见了。我们花大力气出这本书，也是对他这种劳动成果的肯定。
黄集伟（博库网站总编辑、书评家）：
阿正在做这本书之前，我们就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觉得他的计划是很难实施的。而他把这个做出来了，难得。原来我在报纸当记者，也做采访，我了解，这项工作的艰苦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阿正还没到北京，却找了各个领域的专家，我觉得挺不容易的。这本书在世纪之交对很多领域的学者的声音是一个很好的传播，它的价值可能随着时间往前走，再过十年以后会显得更有价值。也就是说，再过十年，或者再过五年，对《世纪对话》肯定有更好的认识，一定更有价值。
到现在为止，对话体的图书还不是特别尽如人意。三联书店曾经出一本书叫《哲学交流》，这本书就几万字，很好看，连报社的打字小姐都在看。那是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艺术家之间的对话，这样的内容可能大家都能看懂一部分，又没都看懂。我想对话这种题材在当今快捷的社会里，应该是一个很边界的一次交流。现在做这种文本的作者不是很多，中国体育报的一个记者出了本谈话的书，汪继芳专门采访南京的自由撰稿人，还有一本《最后的浪漫》，采访北京的自由艺术家。如果有一家出版机构对这种题材的书做一个研究，对这种样式的丰富和发展都有好处。
沈昌文（资深出版家）：
我看《世纪对话》主要是看了一前一后——对不起了。我当社长时看稿子看不过来，只好像数钞票那样看，一天20万字怎么受得了呢？所以只能数钞票。这本书很多地方我是数钞票数过去了，但有些地方认真看了，最感兴趣的是一头一尾。一开头阿正就说要追求“专家的见解，大众的情怀，平民化的表述”，这说得很生动，深得我心。我从1951年开始做出版，到七几年一直是非常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到80年代以后，跟着那些老前辈稍微学一些新的想法，所以，从80年代以后，几乎天天在追求“专家的见解，大众的情怀，平民化的表述”，但这找谁来做呢？我还是主张学者有专攻，不能要求学者写出来的文章又有专家的见解，又有大众的情怀，他的表达又平民化。这三者集中于一身太难了，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要求学者们，应该要求有专门的人来做。那个专门的人是谁呢？我看就是黄集伟、阿正这样的人。他们“想学术‘术’不起来，想主流‘流’不进去”，从事这个工作正合适。阿正做《世纪对话》做得非常认真刻苦，也很扎实，我觉得应该提倡，应该大大的提倡。
对话代表了一种和解、一种交流，这是很好的。建议社科出版社创办一个刊物，使对话体发展下去，使它发扬光大。我从出版商的角度，建议你们抓紧，用最新潮的做法，赶快注册，免得出现“老照片”那样的问题。
何怀宏（北大哲学系教授、哲学家）：
《世纪对话》是在一个十分广阔、变化极大的社会背景中展开对文化问题的讨论的。中国社会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的变化确实很大，整个生活方式，包括学者的写作方式、获取资源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让人觉得不是很适应。比如网络，虽然我接触电脑也很早，但一直不用电脑写作，而且觉得网上没什么可看，但是最近半年看了很多，竟然会上瘾。最早上瘾是在台湾的时候，办公室有一台电脑，它也不关，每天去了就打开看看，回来后也保持了这个习惯，渐渐就上了瘾。前天我决定戒了，不能看太多。就清早收发一下E－mail，其他不看了。能不能戒成功不知道。
书中有些话题很有意思的，不管你热情还是冷漠，都会发生关系。包括生物工程也一样，生物工程问题我最近有所接触，它属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哥白尼的时代，那么多基因，怎么组合、怎么对应，跟人的身体、精神、特征、性格、素质都有关，十分奇妙。这样的问题不能不关心，为了自身利益也不能不关心。
阿正的这个尝试还是比较好的，话题选择得很有意思。从这本书的对话里，我得到不少新鲜的东西。但我是被赶鸭子上架，别人听到何怀宏讲广告，觉得很吃惊，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自己确实是外行。
阿正（本书编著者、鹭江出版社编辑）：
在这本书里我请学者基本是两种情况：一是都请本领域的专家，二是有意识地把角色错开。比如体育，如果找两个世界冠军谈体育，谈的可能就不是文化，而是竞技技巧。所以就让两位对话者来自截然不同的学科，如电视、企业文化、流行歌曲等，都有意识地把人文学者和某个专业的专家区别开。广告这个话题请了一位广告大师、一位哲学家，谈得非常精彩。何怀宏先生还对广告的未来走向、广告艺术提高的途径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那几乎是广告专家意想不到的。
周兴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本书责任编辑）：
在编阿正这本书之前，我就想，学术出版社的东西能不能变个样子？我们不能让人家一拿起学术书就兴味索然。但一般学者的著作都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研究题目和老百姓离得比较远，再一个很多学者长期搞研究工作，形成那种定式，写起东西总是像教科书似的。阿正的书稿，我觉得题目选的比较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其次是那么多好学者被他 串 在了一起，不容易；其三，他不是简单地把学者的观点介绍出来，而是做了精心的归纳和取舍，并设计了很好的文本形式。这里头体现了阿正自己的思想和追求。
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诗人、哲学家）：
这本书我自己也是参与者之一，我自己看了看我那个对话，觉得水平不高，很惭愧。因为这不是我太熟悉的题目。但我看了其他的话题，我觉得话题设计得很好，思路、创意也不错，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公众这个主题以及全书的三个特点，都把握得不错。
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美国问题专家）：
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第一，它快。如果写一篇学术文章，从写成到变成文字传播开，周期可能要半年。如果出学术书，从一个观点提出来到成书出版，要一两年以后，其中的思想已经不新了。但是通过对话交流，我们得到观点和在交流中碰撞产生观点的速度，非常快，所以通过对话这种形式表达学者的思想，我个人觉得是很前卫的方式。
另外，对话比较随便。你写出来的东西人家不爱看，但是你谈的东西人家爱听。我们写学术文章，比如我研究中美关系，平民百姓很少有人爱看，可是我出去讲课，听众却都特别欢迎，超时了还没有人走，因为中美关系很热门。写作时要考虑学术规范等因素，形成文本后弄得非常没有特色，不鲜明。谈话的时候想到哪儿谈到哪儿，往往不顾忌很多学术规范和逻辑，都是把自己想的最冲动的东西说出来，往往那就是最有价值的、对大家启发最大的。
我觉得，即使从做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很多功夫也不是在书里。国际关系间的各种交流都是通过人的交往实现的。相互交流中因语言等因素造成的理解的困难，都在影响人对事物的判断。一个判断出来往往很枯燥，但这个判断产生的过程中有很多好的、有趣的东西没办法在一个学术产品中体现。对话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杨玉圣（北师大历史系教授、书评家）：
我认为这本书这是一座桥，确实是一座桥。过去的学者，特别老先生、老学者，一辈子辛辛苦苦做研究，有非常多凝聚了一生心血的学术成果，但因为受专业的限制，或受成果表述方式等等的限制，仅仅在非常小的圈子里流传，印的书就几百、上千册，读者廖廖，学者的成果跟大众之间实际是断裂的，知识分子很多非常优秀的智慧也没有转化为大众可以吸取的知识，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知识分子兢兢业业，抛弃很多世俗的东西，用心血做代价，换来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的认同。
阿正用《世纪对话》这个载体，把这么多学者、这么多名家的智慧转化为大众能够接受的信息，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阿正是一个编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策划人、书评家。我想在出版界的中青年中，阿正可能是少数跟学术界、文化界长期保持密切关系的人之一。前些年出版界提倡“编辑学者化”，我觉得有它的道理。实际上，只有具备学术趣味和学术追求的编辑，才能跟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保持一种经常性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追踪学者的思考和成果，并通过编辑这个非常重要的中介环节，把它转化成图书或者其他作品，这对出版社、编辑、学者三者都是有利的。
阿正：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是一个编书匠，是非常边缘的人物。做《世纪对话》，主要是自己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责任等问题有点想法。
《世纪对话》能顺利出来，跟一批优秀学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学者的支持、参与呢？我想就是这些学者身上有可贵的大众情怀。我自己还认为，许多知识分子是依靠纳税人的钱在进行研究工作，他们有义务把研究的成果回馈给社会，回报给大众。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学者们的思想精华用一种通俗的文本表达出来，让公众来分享他们思考的愉悦。我就像一个在田间拾稻穗的人，把各个学者的思想汇集在一起，将当代知识分子对文化问题的看法集中表达出来，形成一个整体的声音。这个声音尽管不一定和谐，但对公众的思考、对社会的发展一定有所裨益。
